原来写了一半，中间被知乎一个问题给拉进去了。
马克思主义说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只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社会是要进步的，生产力
决定生产关系，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时，就要推翻旧的生产关系，跨越这个阶段，进入共产主义。但是统治阶级，是不会心甘情愿的把权力交出的，所以，只
有通过革命，通过铁和血，来完成这个过程。
马克思的辩证观点或许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但的确是根据历史规律总结的，被史上无数发生在马克思之前和之后的社会进步，朝代更迭所印证。
可是拿这个理论来套苏联，就会发现这个按照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出来的共产主义国家，从诞生到解体，都是违被了马克思主义总结的基本社会规律的。
首先，苏维埃革命不是像马克思所预言的，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激化，才由工人阶级引领而发生。而是发生在俄国这样一个相对落后，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事实上，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革命，都是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基本都发生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
而 80 年后，苏联的解体，整个东欧阵营的解体，也是一个去殖民化的过程，是欧洲史上的第四个大规模的去殖民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没有象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那样，通过革命来完成，而是和平的走过了。
这或许是历史上最奇迹的事，就是一个最最信奉用革命来完成社会进步的国家，选择了和平的方式来收场。
这个，是苏联和其它国家最大的不同。
再
回到马克思。按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历史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比如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但
起决定性的，是必然因素，必须遵从其发展规律。在历史车轮面前，任何试图阻挡历史前进的人物都会成为跳梁小丑，被压得粉碎。所谓的英雄领袖，都是时代的产
物，在那个时代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所以就算今天没有他马克思，也会出一个牛克思，来指出这个道理。
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出现和解体，到底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为什么会这样，才是最有意思的问题。
先说苏联的诞生。
在我看来，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关系，有点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理论和实践脱节时，你是使出现实扭曲场，改变社会现状，让现实向理论所要求的靠拢，还是制造出必要的美德（virtue of necessity），让理论去适应当下的现实？
毫无疑问，马克思是个思想家，列宁是个革命家。
主要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应该是希望社会来实现他的理论的。而作为职业革命家的列宁，应该是知道理论永远是为现实服务的。而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确走红了，自然有其原因。
前几天提过，《资本论》出了俄文版时，在俄国一年出售出 3000 本，而在德国 5 年才卖了 1000 本。
俄国的检查机构为什么会放行这么一本书？因为检查者觉得，在当时的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人阶级，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根本不是什么社会问题，而且马克思这本书枯燥乏味，长篇大论，不会有什么人看的。
但俄国的有识之士不这么看。俄国当时有两个大问题。
一
个是政治改革的问题。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是选择了议会的方式，议会代表的是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从实质上，是王权，贵族特权，
和普通国民的 关系，慢慢演变成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权机制。但是，在俄国，贵族的力量没有形成和王权的对抗关系，这就让议会制很难得到有效的实行，完全是徒
具虚名。
一个则是经济改革的问题。俄国的农奴制年深日久，到十九世纪开始改变，但，整个社会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就如书检人员所说，俄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法国人是支持了俄国不少项目，比如铁路，但主要是为了加强俄国的军事实力（铁路可以运兵），总体上，经济还是很落后的。
而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提供了一个同时解决上面两个问题的方法。
对于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给出了革命的方法。这当然是因为俄国人自己对于内部改革已经耐不住了，改革，是快速的打破僵局的方法。
对于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给出了共产主义的终级解决方案。
就是说，俄国人看到了短时间内追英赶美，成为现代国家的希望。
到一次大战爆发，俄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国内经济近于崩溃，于是，共产革命就在这么一个落后国家成功了。
但
是，列宁上台后，面对的现实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在他的愿景中，工人阶级革命成功，掌握政权后，广大农民会加入进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共同奋斗。但现实是农民
没有买帐。于是，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自己是党内的少数派，带领的工人阶级也是国内的少数派，面对的还有外国的敌对势力（毕竟单方面和德国媾和，把英法盟
军都背叛了），和国内的大量反对派。
列宁当然可以选择放弃，反正他又不是没失败过，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他，在十月革命后的两年，抽屉里还放着假护照，随时准备跑路。但这次，他的本太大了，如果放弃，不仅对手不一定会放过他，自己的革命同志也不一定会放过他。
结果，当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少数人对付多数人，只有专政这一条路。
在
守住了自身政权之后，为了给自己一个安全的战略缓冲，一定要在东欧建立盟国。于是就有了苏联。这不是什么新发明。从俄罗斯时代，俄国就在建立自己的战略防
区，从东南欧的泛斯拉夫民族国家（一战大战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俄国支持的塞族人扔出的那颗炸弹），到中部，波兰的乌克兰人聚居区，到北部的波罗地海三国。
到了苏联时代，依然如此。再比如，两次德国统一，都是在俄国/苏联实力大为消减，暂时退出欧洲舞台时出现的：一次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一次是因为苏联解
体。
所以当然要向这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和自己最近的那些，积极的输出共产主义，能吞就吞，就是所谓的永久革命论。
但是在
很多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成功。一方面，是共产主义的精力，都花在和社会主义份子抢支持者上去了，没有时间搞什么阶级斗争，打反动派。一方面，马克思所
认为的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这个观点，或者说预言，在二十世纪很大程度上失效了。事实上，困扰现代国家的主要问题，最难解决的问题，不是阶级
矛盾，而是民族矛盾，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结果就是，有着强烈苏联势力背景的共产主义在欧洲不太受欢迎。
于是，就自然出现了一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但是，事实证明，一但有机会扩大自己的阵营，建立战略缓冲区，斯大林还是会毫不犹豫的拿下的，所以才会有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现在回来说，那共产主义在俄国登场，是不是必然呢？
我想，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答案。为什么要回答它，是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的特异性，本质特性。这个问题也无法直接回答。
我想一个间接的问法，从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说，如果没有列宁这个人，会不会出来一个旁的人取代他，如果是这样，结果会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我的观点是，资本主义的议会制有机会，但不大。因为议会制是有其缺陷的。
议会制民主靠议会的形式来统一国䇿，这就要求不同的党派在议会里要求同存异。所以议会式民主讲究妥协的艺术。一但没人愿意妥协，议会就会陷入僵局，不工作了，就会引发国民的不满，就可能引发恶性循环。
这样，议会制对国家的管理就强调渐变。因为渐变是各党派让各方的妥协可以被自己的党派，自己的选民所接受，而几年一次的复选，让人有出了小问题可以靠选回来的方法挽回。只要存了希望，就可以谈。
但
是，有些问题是不易渐变的，是立场问题，是否问题，而且，多是大的制度问题，是能让国家分裂所谓的 wedge
issue。比如经济体制的，私有制和公有制。国家的领土问题。这样的问题，一但作出改变，社会改局迅速变化，就很难挽回。这时就涉及到核心利益被侵犯。
所以遇到这种当口，议会就会很难办了。偏巧这种问题多出在社会危机时刻，各种矛盾激化，要给出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案时。
比如一个黑奴问题，就能让美国陷入困境，只能用战争解决。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上台，也都是议会民主陷入僵局，被人拿上台来打破困境。相比起有外国势力的共产主义，这些强调军事化的民族国家的路线更易得势。
而俄国，如上所言，面对的是比上面还大的一个双重困境，国家经济在战争压力下面临崩溃，不可能由一个缓慢的议会制体系来接管，只能由一个有效的集权政府来做。考虑到俄国的历史传统带来的不确定性，革命几乎不可避免。
下面来说苏联的解体。
开
题说了，东欧解体是现代欧洲的第四次去殖民化过程。（第一次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第二次是奧匈帝国解体，这两次最后都是通过一次大战完成。第三次是
以大英体国为首的主要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解体，导火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解体过程中，当然也是不乏战乱。可以看到，每一个帝国倒下，都是充满了不
安定因素和暴力冲突的，只有这第四次是例外）
既然是去殖民化，就要有殖民化，说白了，就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建立。东欧阵营的建立，就是俄国
传统地缘战略的延续。从另一方面，这些国家里的确有一大批欣赏苏联模式的人，在二战结果后，自然会出努力上台，一方面，也是苏联直接解放了大部分国家，这
让苏联有资格去挑选自己认可的地方领导人。比如，南斯拉夫在东欧阵营里有着不寻常的地位，铁托敢干一些颇有自己风格的事，有很大的政治自由度，很大程度上
就是南斯拉夫就是在铁托的领导下独立的，苏联必须承认铁托政权的合法性才能有效的把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的阵营。而波兰人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苏联
人来之前就开始华沙起义，然后，苏联人就隔着河看着德国人把起义震压下去。因为只有让自己成为一个国家唯一的救世主，才能完全的控制住它。
因为如此，战后的十几年里，东欧人是真心的在走苏联模式。因为就如前面所言，共产主义提供了一条快速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而这条道路，因为它是对传统的社会制度的巨大颠覆，尤其是农业社会，所以也不可能通过民主建设的方式来完成，只能走集权国家政府主导的方式。
这里顺便说一下第三世界国家。
战后出现的诸多所谓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去殖民化的产物。我想一个原因是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的环境和苏联是类似的，基本都是农业国，而共产主义提供了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理论可能，和苏联这个榜样。
另
一个方面，因为去殖民化，这些地区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如前所言，议会制民主，法制社会这些体系，无法快速填补这个真空，这不是写个宪法来个投票就能
完成的，结果就是，要么在本国，一般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个强力的“民族英雄”，快速出现一个权力集团，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实现统治的合法化。要么
就会被周围国家乘虚而入，被再次殖民，形成内战。所以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政权，往往都是通过暴力上台的集权政府。从自身政权安全和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性命
安全的角度讲，继续集权的政治形态，走所谓的共产主义道路，是比放弃集权要安全的。
再一个方面，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有一个特点，就是极性非
常强。所以由美苏主导的这样一个对抗，有一种极强烈的站队特点，把世界各国，不管是不是想置身于外，都拉了进来。两个大国都主动出击，伸出橄榄枝，不管你
是集权国家民主国家，什么民族什么文化什么宗教，只要反美/反苏，就可以了。当然，支持的力量，要看你的战略重要性。结果当然就是，很多从西方帝国主义魔
手下挣脱出来的国家（可能就是苏联支持的），就很自然的进入苏联阵营的。
不过，共产主义阵营的问题在于苏联的强力介入，这和二十世纪最大的国际问题：民族自决，是相背的。所以每个国家，在走自己的道路时，都会考量这些国际和国内的问题，它们或许都叫共产主义，但那可能只是个名头。
现在回来说东欧。东欧和其实第三世界不同的是它因为战略的问题，成为苏联的直接殖民地，整个经济体系都是在苏联的体系下，相对西方是完全封闭的。在 50 年代，因为这种政府主导的快速工业化，东欧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
到
60
年代，经济开始出现问题了。主要是要继续发展，尤其是消费品，自己独立发展的效率降低了，最有效的发展模式，就是开放市场，进一步实现和西方市场的接轨，
通过引进技术等形式来保持发展。但是东欧的经济模式是有大量的政府支持的，一旦开放，就必然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这时候的东欧诸国和苏联，都或多或少的有
尝试，但最后的结果是选择不开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冷战的压力。
美国在战后对苏联是很不了解的，也不知道如何对付它。在冷战开始时，
美国对苏联最代表性的理解，就是 George Kennan (deputy chief of the U.S. mission in
Moscow) 在他 1946 年著名的 Long telegram
里所认为的：苏联不能用理性来憾动，只有暴力威慑才有意义。就是说，美国在冷战一开始，就选择了用对抗，而非对话来解决这个自己并对熟悉的对手，力图改变
对方的意识形态，让共产主义国家变天。于是在战后的二十年里，整个世界都在战争的阴影下，柏林危机，柏林墙，匈牙利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
机...... CIA
的大部分经费没有花在了解对手上，而是花在颠覆对方政权上了。可不巧的是，这十多年也的确是东欧经济发展的十多年，有一段时间，苏联卫星上天，真有东风压
倒西风之势。
结果就是，在这种外在对抗的巨大压力下，苏联内部不能接受改革带来的任何不稳定。勃列日涅夫上台，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这种现状。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
（说明一下，这文中说的标志性事件，不一定是决定性的，也不一定是什么转折点，而是有代表性的，显示时代的变化。）
布
拉格之春标志着整个东欧阵营的发展停滞了。人民不再相信内部改革的可能性了，社会开始对共产主义失望。最重要的是，领导层，社会制度里的即得利益者自己，
也对共产主义能否通过自身改革来继续发展丧失了信心，这就是＠李淼
所说的无所作为的官僚主义。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因为民权自由化反战这些运动而唤发出第二春，开始自身的新探索时，在东欧和苏联，却成了僵化的理
论，连当权者自己都不爱提起这些词汇了。
可同时，美国一方的政䇿也出现了变化。在主动了二十年后，美国意识到它遇到了一个困境。
首先是战略上的。
在
核武器出现后，在常规力量上处于劣势的西方，选择了发展核武器，结果出现了很多不太合常理的思维，最典型的，当然就是 MAD（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个理论的前提是打核战争。但是，如果苏联不打核战争，而选择常规战争呢？以苏联的实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占领整个欧洲。那你美
国会愿意因为这个，而让整个世界毁灭么？
这种战争带来的不稳定性，让整个世界，尤其是被两次世界大战蹂躏的欧洲非常不安。在经历了冷战前期的各种试探性冲突后，美国开认为，一味的䇿反对手带来的不稳性带来的危险是不能接受的。应该选择缓和的政䇿（Detente），以稳定为重。
这
个新䇿略的代表，就是 1975 年的赫尔辛基协定。在这个协定里，西方国家承认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一个重要的妥协，就像十七世纪的
Peace of Westphalia
承认了国家拥有宗教自决，赫尔辛基协定承认了国家对自己的意识形态有自由权，外国无权干涉。这实际是承认了勃列日涅夫教条，就是苏联有权力打击社会主义国
家里出现的资本主义倾向。
在政治上，这个协定等于是承认打击布拉格之春的合法性，也承认了东德的主权，从本质上就断掉两德统一的可能。
因
为这一保证，实际是大大消弱了苏联所面临的直接的外部危胁，结果，这一表面的让步，实质上让苏联有了内部改革可能，因为苏联不用过于顾忌在改革出现内部不
稳定时，西方会乘虚而入了。有了这样的妥协，承认了勃列日涅夫教条，才可能让苏联敢进入阿富汗这个泥沼。有了这样的妥协所代表的对苏联主权的尊重，才会有
戈耳巴乔夫这样的改革派后来登上苏共总书记的位置。既使是里根时代美国重新操起传统冷战思维，越战后的美国，也会避开那些直接的对抗，转而走向
proxy war，长期的军备竞赛。
赫尔辛基协定的另一个关键条款，是要求各国尊重基本的人权和言论自由。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实际效力的条款，但是，它的意义非凡。它实际上把苏联的面子放到了世界舞台上。
1977 年，诞生了 77 宪章。77 宪章，就是一帮人好像生活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里，签了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约定。
但这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要在一个如 Vaclav Havel 所言，连假装都是假装的国家，一个假装尊重人权的国家，假装自己拥有言论自由。这看上去就像那个著名的笑话：他们假装付工资，我们假装工作。
的确，这没什么用。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不可能改变现实，也无力改变现实。事实上，他们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像 Vaclav Havel 所说的，speak true to the power？
这里我们先要说明一个概念。就是现代国家和集权国家的一大区别，就是在现代国家里，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是明晰的。这个理念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核心。在现代国家里，因为这种对私人空间的保护而产生的自由，不可避免的让文化，政治，社会生活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而
在集权国家里，是极力抑制私人空间的存在的。在共产主义的理想里，私有财产的概念都没了，是吧。在现实世界里，集权国家政府控制着生活的方方面面。生产上
的集体所有制，生活里的集体宿舍和食堂，你所在的街道办公室，你坐的交通工具......
在苏联，所有的长途电话线路都要经莫斯科中传，最常用的传递信息的方式是大喇叭。所有的社会团体，机构，组织，都有老大哥的身影。当你最亲密的人都可能是
政府的告密者时，所谓的私人空间，已经被最大限度的割裂，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
所以集权政府并不害怕独立思想，独立思想在每个人的心里无法抺去。它害怕的，是私人空间，是人们发现，别人有着和自己一样的思法。因为有了私人空间，就有了独立思想个体相互接触，发生发展的可能，各种利益团体就可以冒头，就会出现政治上的派别，不和谐音。
77 宪章，就是一帮异见者，集体站了出来。他们向世人宣布，我们存在，我们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是一个团体。
最
糟糕的是，你还得承认他们的存在。因为，这是一个跨越国境的私人媒体空间，由国际非政府组织和这些异见者共同形成的（比如在赫尔辛基协定的影响下，成立了
Helsinki watch，就是后来的 Human Rights
Watch）。只要你这个政府还要面子，还对着世界其它国家说我们信守自己的承诺，就无法无视它，否认它。
这个，或许就是 Havel
所称的后集权主义。我想他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还是个集权国家的话，那根本都没有我说话的可能，搞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也早粉身碎骨了。后集权国家，就是
这样一个被自己的慌言束住手脚的社会，才让 Havel 能写下 Power of powerless。虽然 Havel
他们的行为不可能改变社会现实，但这不是他们的使命，他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活下去。
也许有点讽刺的是，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并没
有促进社会共产，而是加大了私人空间出现的可能。比如信息的有效流动让社会话题快速的传播，迅速行成自己的话题空间。比如全球化的推进，让超越国家的非政
府组织成为可能。比如经济发展为私人团体提供了更大的经济保障......
接下来的转折点，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事件。
像所有帝国的崩盘一样，裂缝出现在版图的边缘。（出现在帝都的，只可能是政变。）
1978 年十月，Krakow 红衣主教 Karol Jozef Wojtyla 被选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这是史上第一个波兰教皇，也是第一个斯拉夫人教皇，四百多年来第一个非意大利教皇。而且，他不仅是个主教，同时还是剧作家，诗人，学者，会多种语言，擅于和媒体打交道，受到各方各派欢迎，连新教福音派都对他钦佩有加。
波
兰政府在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教会在波兰早就开始为私人团体提供不受政府监控的活动空间。波兰政府的内部指示是，这是最可怕的外交危机，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的解决。不过他们还是晚了，要到 1981
年，教皇遇刺。而且但未重要害，被抢救回来。杀手后来被发现是由保加利亚共产党指派，后面应该还有来自苏联的指示。
自打教皇上台，波兰政府就面临一个面子问题：如果教皇要求访问波兰，是不是应该接受呢？
最后还是因为这个放不下的面子，波兰政府在 79 年 6 月让教皇访问。教皇扺达波兰时，有上百人前来欢迎，等教皇到了华沙时，前来赶热闹的人超过了九百万。结果教皇在波兰的行程中，全国有约三分之一的人为了这么一个跟政府无关的事，自发的聚集到一起。
没有比这更灾难的了，现在全国的人都意识到了，我们不是孤立的人，我们有很多人。
1980 年，团结工会出现了。
罢
工在波兰不是什么稀罕的，政府一般就加工资了事。瓦文萨的历害之处在于，他果断接受了其它工会的建议，没有接受政府的条件，而是把各工会联合了起来，停止
罢工的条件，变成了政府承认一个独立的工会。就是说，罢工不再是以换取经济上的利益为目的（这是史上不管哪里都一样的首要目的），而是要求制度上的改革。
结果，政府居然就接受了。于是，东欧历史上第一个完全属于工人自己的工会，就这样成立了。到 81 年，团结工会已经有了九百多万成员。
瓦
文萨的政治技巧相当成熟，他深知苏联可以再次动用勃列日涅夫教条，把团结工会轻松的扼杀掉。而波兰当政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也不想让勃列日涅夫教条用在自己
身上。所以瓦文萨一边用能让全国瘫痪的罢工相逼，却并不真到罢工去触发苏联的底线。结果是瓦文萨入狱，勃列日涅夫到死终于没用上这最后一刀，波兰变成了由
教会牵线的政府和团结工会的谈判，终于等到 85 年，还依然相信改革的戈尔巴乔夫上台，接受新思维。
So, the rest is history.
Or, is it?
可以说到 88 年，你要跟西方政客或历史学家说，东欧会在明年崩盘，决大部分人会认为你是在痴人说梦。就算到了 89 年，在经历了那个六月后，我想大部分人也不会期待现在这个结果。当柏林墙的封锁被打开时，老布什可是被人叫起来去看 CNN 的。
诚然，到了 89 年，苏联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
经
济上已经有点跟不上趟了，但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却被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所拖累，转不过身来。军队呢，陷入了阿富汗的泥潭，大伤元气。这一切，都让苏联
少了点底气（所以很多穆斯林更相信是他们拖跨了苏联）。而另一个方面，因为国际压力的变化，后集权主义的心态，戈尔巴乔夫应该明白，自己的退路，已和当年
的斯大林列宁大不相同，过一个体面的晚年，甚至小有成就的政治明星，也不无可能。
但是，这毕竟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在当时，苏联在东德，毕竟还有上百万的军队，一声号令之下，扭转乾坤，也并非难事，只是，流血是一定的了。
最后，在这万众瞩目之下，锐意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对固执不化的昂纳克说，你们可以管，但我们不支持你们。
这一句话就剥夺了一个政权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杯酒释兵权，不过如此吧。
于是，东欧解体，势如破竹。
而且居然再没有阻力。直到苏联自己要分崩离析的，才有人跑出来，想要把天换回去。这回的主角，变成了叶利钦。
老实说，如果上个世纪只发一个和平奖的话，这两老哥应该有的。几亿人的帝国啊，就这么结束了。
如果戈尔巴乔夫没那么说呢？如果叶利钦在国会大楼前的坦克上慷慨激昂的向士兵发表讲话时，被哪个政变士兵一枪崩了呢？
该是下结论的时候了。苏联的解体，从过程上看，是难以避免的。但这样和平的解决，是不是历史的必然呢。现在看，我不知道。我希望是，但我真的不知道。
我
们看历史，往往会发现，当我们后退开来，用大历史观去看的时候，这些历史事件，自有它们的内在规律，就如严丝合缝的齿轮，一环套一环，逻辑清晰，仿佛必然
如此。但如果我们凑近了去看，用传统的著史者的角度，去作那墙上的一只苍蝇，去贴近当事人的思路，就会觉得，历史发展里，又充满了不确定性，各种随机运
动。这，或许是另一种，对所谓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解读。
不过，这并不是说哪个更好。大历史观更重理论，比如我写的很多东西。理论的问题在于，任它看上去有多华丽，多可信，都可能会在一个 inconvenient fact 面前轰然倒下。而传统写史，则更重视事实细节，虽然零乱，事实就是事实。当然，有时很难介定二者。
这样看来，也许苏联的和平解体，是有其必然性的，只是我们距离太近，还无法看清。我希望是这样的。但是，谁又知道呢？
